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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库,地方可先试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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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成都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分子数据库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为限制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人员再次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2018年10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成都市检察院、公安局等七个单位签署了《侵犯未成年人权益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实施办法》。经过近一年的开发调试、数据录入和应用培训,该数据库已经投入使用。

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计划》提到需要完善未成年人检查机制,包括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和就业查询系统。在过去六个月里,许多地方在这方面采取了实际行动。例如,今年5月,上海出台了中国首个针对性犯罪者的省级就业限制制度。同月月底,广州“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数据库”开始运行。这一次成都的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库正式投入使用,可以说是“另一个城市”。可以预测,越来越多的地方将首先尝试这一做法,为建立和改进全国范围内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数据库“奠定基础”。

构建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库,实质上是增加相关犯罪的信息披露和共享,从而巩固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防御体系。这也是全世界的普遍做法。由于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不仅性质恶劣,而且复发率高,隐蔽性强,实施犯罪数据查询和就业限制可以有效降低重复犯罪的可能性,从而从源头上降低对未成年人的侵害风险。此外,在互联网社会中,搜索和共享各种犯罪信息的成本已经很低,这为相关系统的实施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早期阶段,地方政府应该首先从一个单一的城市转移到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然后打开所有区域的共享壁垒,最终实现全国联网,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推广路径。

当然,该系统的建立不仅意味着数据库查询从地方扩展到国家,还包括相关机制和标准的建立和完善。例如,查询数据库需要与就业限制条例相匹配,以充分发挥其功能。最后,最好弄清楚哪些行业必须被强制查询,包括哪些特定类型的工作以及它们是否可以与家庭和护理行业共享。

此外,一些细节需要在各地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例如,应该如何科学地界定"侵害未成年人的罪行"的范围?例如,在广州和成都,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以及贩运和诱拐儿童等犯罪都以统一的方式包括在内。然而,是否应包括虐待儿童和暴力等案件,以及是否应区分刑事处罚和行政拘留,都应得到全面考虑。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合理设置相关信息查询和共享的范围和模式。例如,在广州,如果教育部门需要进行岗前调查,应提交名单给检察机关进行批量调查,检察机关在进行调查后将结果通知教育部门。成都的做法是相关单位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后进行查询。最后,哪种方法更合理不仅要考虑查询主体的依从性,还要保证查询的效率和成本。

此外,江苏省淮安市此前曾提议向全社会公开未成年人性侵犯者的信息,包括其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照片,引发争议。在这方面,还应认真掌握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库的信息披露安全性和“标准”。

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性侵犯的信息库和就业查询系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许多权利、利益和法律界限。有必要鼓励地方当局先试一试。更重要的是,建立信息库和执行在职查询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是发挥作用。有一个巨大的探索空间。因此,预计将有更多的地方加快行动,并最终通过多样化的探索建立和使用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的全国数据库,以支持更强有力的未成年人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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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2 14: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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